王安期作东海郡守,世乱,令曰:夜不得私行。吏系得一夜行人。王问:“何处来?”云:“自师家受业还,不觉日晚。”吏曰:“鞭乎?”王曰:“鞭挞书生以立威名,恐非致治之本。”释之,并令吏护送其归家。
再好的设想,执行力才是关键。坐言而起行,是沈哲子一贯的风格。当基本的章程规划下来之后,便开始组织人力挑选素材,开始编写,每成一篇,便在楼内传阅起来。
王承作为中兴第一名士,被传颂下来的事迹很多,编写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。
其实殷浩说的话是对的,但凡理论,怎么可能没有立场、不置臧否。如果没有立场,混淆了是非,话说再多都是废话。譬如刚刚书成的这一篇,便符合时下主流的价值观,法可权变,令从简约,面对不同的情况,有不同的治理方法。
但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,如果义释书生是对的,法令对不对?鞭挞书生不是致治之本,那么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么?
沈哲子接过这一篇略作思忖之后,将王承的话作出了些许修改:书生奉师从礼,漏夜私行违禁。礼令相冲,孰为轻重?吾从于礼。
这种事情发生已经在多年之前,到底当时王承说了什么,哪怕是他的儿子王述都不清楚。而沈哲子这么一修改,王承的话已经不再是什么荒诞不经的致治之本之类,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,当礼法出现冲突时,孰轻孰重?更该依从于哪一个?王承选择了从礼而行,至于阅者那就各有体会。
这样一来,便把禁令的意义给加重了,不再是当面对“书生”这个身份时提都不需要提的东西。
好的引导,不是给人强加一个道德命题的结果,而是要启发人自己去思考。唾手可得的东西,无论是钱财还是美色,乃至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权柄,都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珍惜。往往开国的君王比较英明,而后继者每每有昏聩,因为这权力是他命里带来,没有一个奋斗的过程,便也不懂得尊重。
当沈哲子修改的时候,王述便坐在他旁边,看到他修改的结果之后,便说道:“驸马笔调,近似循吏。”
循吏这一个词,虽然带了一个“吏”,但重点还是“循”,是一个美称。司马迁《史记》有“循吏列传”,多记载当时名臣,后世援之。
沈哲子闻言后便笑了笑,将两份文篇摆在王述面前,笑语问道:“那么蓝田侯认为,这两种笔法,何者为优?”
王述听到这话后,不免愣了一愣,略作沉吟后才回答道:“为家而计当择驸马,为父而计应取于前。只是依我来看,此事本不足述。”
听到王述的回答,沈哲子便哈哈一笑,将自己修改的那一篇递给旁人传阅,而原本那一篇则扫入了废纸堆中。
“蓝田侯真有洞见,我要助你居显。非为示恩,只是阁下更能胜任而已。”
前一篇重点在于人,将王承描述为一个通达简约的名士。而沈哲子这一篇则由人退回了事,虽然是同一件事,但因为理由不同,王承便成为了一位良臣。王述所言不足述,则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士族滥用权力的一个证明。
单单这个回答就能看得出王述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,不从于俗的人。当然这并不能意味着王述就能一定为他所用,但沈哲子也不是一味的只知道打压异己,终究还是希望能够对世道有益。
王述在听到沈哲子这话后,精神也是一振。他只是不好议论而已,又不是真的痴愚。而且他家本就是中朝旧望,反而并不需要像谢尚有那么深的门户之见。只要能有一个机会活跃在时局,便能获得一个长望打算的基础。
“驸马任于赏鉴,所论或是公计。但若得善助,述仍要敬拜答谢!门窄庭闲,少人关顾,虽有不惧冗旅之念,但却殊少自谋之才。”
王述言辞恳切说道,他连中兵属这样的卑职都要担任,人生可谓将到谷底,所以任何一份提携于他而言都是珍贵。
“言既有出,必有回响,蓝田侯且静待佳音。”
沈哲子又笑着说道,他就算有提携王述的想法,也要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和一个合适的位置。
正在这时候,楼下有家人匆匆行上来,将一份折叠起来的便笺呈送上来。
沈哲子展开这便笺略一浏览,当即便是会心一笑,这便笺上内容是:恭呈米千斛、钱六万,共作盛举,以资耗用。
在这个年代,修书是一件很耗钱粮的事情。一方面咨询太少,搜罗不易。另一方面笔墨纸砚在时下也是价格非常高昂的奢侈文具用品,等闲人家消耗不起。也正因此,甚至不乏有类似陈寿借修史而勒索人的传闻。这种事真假且不论,从另一个侧面而言,也反映了修书的消耗。
要编成这样一本《世说新语》,短时间内肯定是不够的。这当中消耗的纸笔之类且不论,单单大量人成天聚在沈园总要管饭,酒水饭菜的供应就不是一个小数额。
不过这些消耗对沈哲子而言都是小事,不值一提。他也没有想过要借这种文化盛事来牟利,但钱财还是很快送上门来。
何人会来送礼,不问可知。因为不以良史自居,所以这本未成型的《世说新语》笔法上可操作的空间更大。谁不想自家的祖宗形象被描写的更鲜活通达一些,有这样的投献也属正常。
但这本书是沈哲子第一次主持文化上的盛事,也是围绕沈园摘星楼的第一个样板工程,绝无可能会因财货而让这件事一开始就埋下被人诟病的隐患。所以他想都不想便将这份便笺撕得粉碎,但也并不追究是何人所为。
大凡事情最开始总是最活跃,众人的热情都被撩拨的极高,哪怕已经到了深夜,仍然少人离去。甚至由于摘星楼上悬挂的赋文在都中传扬开,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。
为了给执笔者提供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,沈哲子将他们安置在了六楼。至于楼下则是通宵达旦的宴饮欢庆,众人都在兴致盎然讨论自己所知的中兴旧事。有专人在这里将众人所言之事记录下来,再呈送到楼上供人选取润色。
这样热烈的气氛一直持续了数日都有增无减,甚至有许多人从入了沈园摘星楼后便一直没有离开过。摘星楼外的赋文在悬挂几天之后也撤了下来,换上了已经编写出的一部分《世说新语》篇章。
最先被写成的这些篇章,大多是王承、卫玠、周顗等这一个等级的名士,一方面名气最大,事迹最多,另一方面人已经死了,不在其位,笔法可以更加放开。
至于江左八达和江东顾荣、纪瞻等,还要排在后面。至于王导、温峤之类,因为居在位中不好放言絮叨,而王敦这样的逆臣则又不好书写,所以也没有在一开始便写。
但即便是如此,这一股风潮在都中还是越酿越大,许多名士雅迹也都不再只限于小圈子的传播,关于中兴名士的议论和赏评,一时间霸占了主流的舆论。
当然,沈哲子也并没有举一事而废一事,像是原本的迁葬之事,也正式提上了日程。在端午节之前,挑选一个良辰吉日,在城北武平陵附近摆起一个招魂仪式,同时邀请宗王们并台中诸公到场,正式开始迁葬事宜。
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酝酿良久,加上后续计划的加持,所以到了这一天,都内几乎是合城出动,万人空巷,往武平陵去观赏招魂仪式。甚至于台城都因此放假一天,虽然并不明令台臣们必须到场,但仍然有大量的台臣出席。规模之大,堪比国丧。
这仪式倒也没有什么好说的,不过是一群人各自登台念诵悼文,然后再做一些鬼神百戏观赏一番。说到底,追思逝者更多的还是以情感动生者。
沈哲子作为最开始的倡议者,加上台中并没有明确指定台臣主持,所以便自然成了主持者。大概是为了有所回避,今日到场的台辅并不多,只有一个温峤而已。
仪式行进过半,温峤将沈哲子唤到了面前来,指着周遭那些如潮的人群笑语道:“都中纷杂经久,已经许久不见如此同情同伤的场面了。维周你在这个年纪便能运筹如许大事,情达于众,足可自傲了。”
“若无台内诸公首肯,晚辈这一番倡议,不过流于妄诞罢了。还是长辈垂幸提携,遂使小子有成名之地啊!”
沈哲子笑着回了一句。
温峤听到这话,却是嘿然一笑:“你自己难道不清楚自己有多惹厌?旁人也是闲居,或作明志,或为养望,从来没人如你这般有许多手段!台中不答应,你就肯罢休?我不信那所谓高楼悬书的《世说新语》是你偶发兴致,假使台中再有拖延不决,被你再抢一筹,届时物议蜂涌,脸面有多难看!”
“你自己这里手段频出,前次见面还敢放言自己非是兴乱之人?沈士居与我也是旧识,虽有深谋,平素却不多言,怎么就养出来你这样一个好动的儿子!维周,你也是将要入台的人,要体谅中枢决事的难处,不要再勤于操持物议、摆弄人情了。待到来日你居此位,或能明白三公的忧愁啊!”
三公的忧愁,沈哲子也能有体会,维持稳定最重要。自己在这里搞风搞雨,让都中物议沸腾如同沸汤,这何尝不是在冲击台辅重臣在时局中的话语权。温峤言到自己惹厌,沈哲子倒是清楚得很,换了是他在其位,面对太过跳脱的人肯定也是不满。
“温公教诲的是,晚辈以后定要谨慎自持。以往多有视听不清,总有太多遐思,凡有所感,勇进敢当,不敢避趋安闲,唯恐负于众望。所谋终浅,未略三公之忧,实在当责。”
“罢了,我也是一时絮言,不必作准。说实话,若能以身作鞭,驱策世情大步向前,这也是我曾经向往的境界啊。只不过人性多苟合,难免轻异端。人皆懒躺,唯你奋取,即便彼此无伤,也要对你有所怨视。这是年轻人当有的锐气,我若是用老朽平庸之腐言来规劝,反而玷污了你的品质。”
温峤也确是将沈哲子当作一个值得提携的后进晚辈来看待,每每坐谈虽有规劝,但也不乏勉励。除了确有受惠于沈哲子之外,也确实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自己所追求而不达的特质。
顿了一顿之后,温峤又说道:“你那高楼悬文之举,确是一桩巧思。时人或有所薄,多是庶论不足为凭,这只是一些闲言,也毋须在意。只是所悬文篇一定要有精选,止于词丽即可,切勿授人太多话柄。”
听到温峤的提醒,沈哲子也不禁感慨时人的敏察,自己那里经营起来不过只有几天时间,类似温峤这种重臣对于后续的发展已经有所洞见。
说起来,他这么做本身也就是在踩线,如果止于文赋风流,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麻烦,但如果敢涉于学术政治,有将话语权下于群庶的趋势,即刻就会招致疯狂的打压。
“温公所教,铭记于心。学礼义论,我自己尚且懵懂,又怎么敢妄作标榜。风月雅趣,前人已是至极,我不想蹈于旧迹,自然要别出机杼。适可而止,哪敢妄进。”
沈哲子那种危险的想法,哪怕在面对温峤的时候也不能随便透露。他即便是手拿着传承几千年的文明之种,但是眼下并没有供其生长的土壤,那就勤挥锄头松松土,把基础先铺垫起来。
“你自然是有分寸的,这一点我倒不担心。”
讲到这里,温峤话音一转,然后又说道:“稍后你来我家,我跟你讲一讲当年冀州旧事。刘司空俊迈绝伦,在北地苦心维艰,其人其事,足堪举世所颂。既然要作世说之言,岂能落于人后!”
沈哲子闻言后也点头道:“温公请放心,司空旧事非如椽大笔,不敢轻论。即便温公不提,来日也要登府请教。擎国之柱,小子岂敢私作春秋详略,还要请温公壮笔润墨,慨然作论。”
温峤对刘琨的感情那是毋庸置疑,那是一种亦师亦父的孺慕之情。听到沈哲子言中对刘琨的推崇,他也是老怀大慰,笑语道:“虽然是你们年轻人戏作《世说》,但若能让司空为世所知,我这老朽也不妨稍作轻狂。待到书成之日,不妨也悬于你家楼外,要让江表人众一观,老拙之笔自有幽深,能作绚烂者岂独沈家小儿!”
沈哲子闻言后不免汗然,只能说道:“温公勤政懒于词巧,否则哪有小子扬名之地。”
温峤当然是戏言,凭他的身份也不至于要跟一个小辈互较文风长短。而且,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已经不必再做什么引人瞩目的事情来邀取人望,能够允许让沈哲子将其文悬楼,已经是一份提携,为此造势。
略过这一节,温峤脸上闪过一丝羞涩,左右观望片刻然后示意沈哲子再往前凑一点,低语道:“安期、伯仁之后,不知道何人篇章为继?”
看到温峤略显羞涩的老脸,沈哲子脸色不禁变得古怪起来,看来这一位老先生对排位也是执念深重的很啊。想想也是有迹可循,诚然温峤过江来便声名鹊起,但向来被人目作第二流的翘楚,难免会有幽怨。
《世说新语》虽然还未完全书成,但声势已经一时无两,在王承、卫玠等人已经被撰写过之后,谁能承接上去,便不啻于一等后继。
看到沈哲子略显怪异的眼神,温峤便忍不住老脸一红,开口道:“人性本不相同,又非尽是寡欲。太保素以与安期、千里共游为美,老夫何能免俗?往年不能把材质完全显露出来,这是我的遗憾。如今又是历事经年,每有暗度,我是不及王安期通达,不及邓伯道清整,不及卞望之峰岠。但唯真粹不屈一点,应该要在戴若思之前,高过谢幼舆一线吧。”
听到温峤对自己的评价,沈哲子不免也有感慨,看来这位老先生养病期间没有少琢磨这件事啊,对于自己的位置安排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定位。他也自认不如王承、邓攸和卞壸这样的人,但是要比戴渊强,险胜谢鲲。
老实说,在沈哲子看来,单从时局而论,温峤其实完全不逊于他所列举的这几人,甚至要远远胜出,单单稳定江东、功存社稷这一点,此公便应是两晋之交第一等的名臣,远胜过那些只有通达雅趣可取的名士。
“温公何以自薄,譬如盛世锦缎,荒年糙米,色调不一,所用殊途,实在难于共论。于我而言,安期、千里可做暇游共乐,神清意畅。而温公材质,才是真正值得言效迹从,无愧苍生。”